“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陆龟蒙《秘色越器》，此诗中写道，青瓷的釉色晶莹如九秋露水，色泽如千峰滴翠。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我们的先民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技艺。

瓷器便是中国千百年来引以为傲的精巧技艺之一。

而在瓷器之前，先民们运用最多的是青铜器和铁器，到了隋唐时期的铜器大多都是精美的铜镜。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在我国的山西境内，却发现了一个震惊国人的精美绝伦的铁器群，那便是黄河铁牛群。

然而1988年出土的黄河铁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是露天放置，无人保护。

黄河铁牛的发掘

唐开元年间，兵部尚书张说在《蒲津桥赞》一文中记载蒲津桥常常因材质不好而断裂，百姓苦不堪言，官吏也没有那么多资金一修再修。

唐玄宗知晓蒲津桥残破之情况，随后便召集文武百官出谋划策，最后决定将当时蒲津渡现有的连舟竹索改为铁索、加固石头堤坝、铸造铁牛为索桩。

铸造铁牛出于两个功能考虑，首先，把铸造好的铁牛作为蒲津桥的“地锚”的一个部分。

将铁牛与铁板、山、柱等部分组成一个十分坚固而又完整的地锚系统，这样桥的稳定性能更好的，也更结实。

唐玄宗

而在《易经》当中也有记载，牛与坤相类，而坤克土，水来当以土掩。

所以唐代的人们认为，铸造铁牛放在黄河边上，也有着震慑肆意泛滥的黄河水的作用。

蒲津渡为黄河著名古渡口，历春秋、战国，经汉唐至元明，为秦晋交通要冲。

渡口有座“蒲津浮桥”，它是黄河上最早的桥梁，建于战国时期，连舟为浮梁。

古籍记载：“天下河三，此其一也”，蒲津关是河东北陆道进人关中的第一锁钥。

当时唐王朝正处于全盛时期，官清民富，国威远扬，所以建造的蒲州桥极其宏伟，铁牛制作工艺也非常精湛。

随着黄河泥沙的不断冲刷，河床被逐渐抬高，威武精美的铁牛也被渐渐掩埋于泥沙之下，不复被世人所见。

而关于它的存在，历代之人都可见于历史典籍、州府县志之中，所以曾经几度寻觅挖掘，但可惜都没能够发现。

1959年时，山西省文物管理会曾经用科学仪器进行过勘探，也未能找到它的踪迹，只能暂时作罢。

1982年，我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了贯彻文物保护法，从1988年的1月开始，山西省文管会不断查阅资料，走访群众，希望能够再次发掘位于黄河古道两岸的唐铁牛。

一直到1989年7月底到8月初，才将黄河古道东岸的四尊铁牛和所属的文物铁山、铁人、铁柱等全部发掘出土。

一号铁牛在发掘现场的西北方位，是1989年7月31日中午十二点出土的，属牡性（雄），三、四及五号铁牛分别出土于1989年8月2日、7日出土。

蒲津渡铁牛旁边的四个铁人分别代表了四个不同的民族，他们穿着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和汉族的服饰。

对我们现在研究各民族的民族史以及人类学史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其中他们戴帽的差异性还可以弥补文献中关于唐代帽饰记载的空白。

而铁牛本身则是对研究唐代的冶金铸造技术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西方国家，地中海周围的一些地区，一直到公元十四世纪才开始应用铸铁，这比我们唐代开元十二年应有铸造铁牛等物的技术晚了整整676年。

唐代的劳动人民将那重大180余万斤的铁和锡以高超的铸造工艺技术融为一体，使铁牛和铁人达到了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

黄河铁牛的价值也在于它将雕塑艺术与建桥科技相结合，所以不管是从观赏性还是从历史文化性方面来说，黄河铁牛的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稀世珍宝，却在很长一段的时间内露天放置，为何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坎坷的保护之路

1989年8月，在挖出了四尊铁牛和铁人等古蒲津桥的历史文物之后，蒲津渡和蒲州故城遗址保护问题引起了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

当时，时任国家文物局的副局长黄景略便很快赶往了古蒲津桥遗址发掘现场进行考察。

蒲津渡遗址当时出土的文物群重达快三百吨，因为常年被黄河水和湿润的泥土覆盖浸泡，早已经是锈迹斑斑。

在媒体争相报道，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之际，呼吁保护黄河铁牛的声音也越来越多，甚至有人大代表还针对黄河铁牛的保护提出了相关的议案。

到1990年10月份，在山西省的副省长吴达才主持召开的永济铁牛保护现场办公会上，对于铁牛的保护提出了两种意见。

第一种是较为普遍的做法，那就是在蒲津渡铁牛遗址发掘现场建造一个铁牛公园，建造铁牛馆，就像是兵马俑一样。

另一种则是把铁牛挖出来运走，当时是提议运到永济的普救寺进行文物保护工作。

然而在一番讨论之后，仍然没有做出最后的决策，省长拍板决定按照文物法的规定程序走，在文物部门对遗址进行发掘过后再提出更加专业，符合黄河铁牛实际情况的保护意见。

开完会之后的半年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带队，组织了山西省内、和当地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对蒲津渡进行了考古发掘。

他们当时是决定在发掘完成之后，根据发掘的成果再进行判断，把“蒲津渡遗址保护工程”提上日程。

发掘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山西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都曾经多次召开文物保护方案的论证会。

在几次的论证会上一共有几个较为明确的保护意见。

首先是就地保护，也就是保持文物遗址的原地、原位和原貌。

而第二种保护意见则是将已经出土的黄河铁牛再次填埋回去，因为在九十年代及以前，对于铁质文物的保护一直都还没有非常成功的经验。

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研发铁质文物保护技术，将黄河铁牛发掘之后造成的文物损失降到最小，所以才想到这个方法，将文物填埋回去，等到技术资金条件相对成熟之后，再对它进行保护。

第三个意见就是将黄河铁牛抬升，脱离潮湿有害的环境，避免铁质被进一步腐蚀。

但是这三个保护意见提出之后却迟迟没有得到施行，因为人力物力财力三方面的原因，这一拖就拖到了1996年。

1996年2月份，国家文物局再次启动了黄河铁牛的保护工作，组织了一批专家进行论证，对保护工程的原则进行一些调整。

第二年的三月份，确定了一个保护方案，那就是将蒲津桥周边的黄河铁牛抬高12.2米，本着不移动不破坏原貌的原则，在原地进行遗址的复原保护工作。

当时，中央财政部、国家计委和山西省、运城市以及永济市共同提供了五百九十六万的文物保护经费预算以予以使用。

然而，黄河铁牛的保护工程却没有立即动工，而是拖到了1999年的4月份才开始对施工单位进行招标。

山西省工程咨询公司建安处成为了黄河铁牛保护工作的施工单位，1999年的10月到2000年的4月份，考古队又对黄河铁牛的遗址进行了第二次的考古挖掘。

这次的挖掘主要是搞清楚铁牛埋藏的宋代地层和唐代渡口的地层，然后再对遗址内一些较小的铁质文物进行保护性的移动，以免修建平台的时候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伤。

在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的同时，对平台地基加固，将铁牛提升的行动也在同步开展。

一直到第二年的六月份，铁牛的脚终于被平台顶升除了地表，本以为接下来可以继续施工，一鼓作气完成铁牛的保护工作，却出现了资金问题。

当时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和配套资金都遭到了拖延，致使工期受到了影响，没有办法继续施工。

人们看到保护工程开工喜上眉梢，谁知工程却一拖再拖，只干了5个月、仅提升了3. 5米，就停下来再无人过问。

在完成了蒲津渡遗址考古发掘工作、铁牛安全顶升3. 8至4米和完成了液化地基碎石桩处理等项工作后，运城地区1 0 0万元、永济市9 6万元的配套经费仍未到位，国拨3 0 0万元和省拨1 0 0万元共4 0 0万元的专项经费只到位的3 2 0万元已全部用完。

其余8 0万元仍在运城地区和永济市而未拨付工程建设单位。

其中运城建行2 0万元、永济建行5 0万元、永济市财政1 0万元，经多次协调无效,工程只好停工。

这一来一回，距离黄河铁牛出土已经过去了十年。

到了四个月后，山西省的考古研究所领导全部出动督促工地和配套资金的落实，十一月底，配套的文物保护方案开始进行修订。

但是资金却迟迟不到位，没有办法，黄河铁牛的保护工程又搁置了下来。

到了2002年5月，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工程院对山西省文物局上报的蒲津渡遗址保护工程方案进行的咨询会在北京召开。

后来两位工程院的院士赶往山西，到黄河铁牛文物保护的现场进行考察，后来又有院士陆续到场，一共有九位院士参加了修订保护工程的工作。

这个保护工程的方案一直到年底才修订完毕，但是2003年初，又因为工程经费产生了缺口资金，仅仅只能够对工程方案和铁质文物保护措施进行充实完善。

2004年，国家文物局再次补助了蒲津渡遗址保护工程两百万元，同年的5月份，山西省文物局调整保护工程建设单位法人，工程施工单位采取了公开招标的办法，进行重新选定。

并且针对资金情况还做出了规定，要在确定保证经费的情况下，要求保护工程在2004年底完成。

重新招标过后，由山西省省建五公司来担任保护工程的施工单位。

经过各方面的协调和努力，在将文物挖掘出来的十六年过后，黄河铁牛的保护工程终于结束。

蒲津渡文物保护工程前后十六年，一共投入了一千多万元，由于工程实施过程中这几部分研究所完成铁质文物地面以上部分工作相互出现交叉，以保护文物为目的的工程要求，大大增加了工程难度并延长了工期。

2004年底竣工之后，遗址的复原工作也在2005年的1月上旬全部完成。

整个黄河铁牛的遗址复原面积高达一千七百平方米，复原明代条石堤坝63米，仿石墙200平方米，石铺路面400平方米，护坝石块60立方米，房屋建筑遗迹25平方米。

铁质文物改变了以往锈迹斑斑的惨状，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铁人、铁山、铁柱、铁墩等在保护过程中经过五次移动，蒲津渡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做到了文物完整无缺。

土建工程部分完成了铁牛抬升12.2米后的遗址平台的制作，平台高5米，面积2268平方米，台阶长20米，宽45米，平台下部为600余平方米展厅。

因为资金和保护工作规划的不到位，让黄河铁牛露天受损多年，至此，黄河铁牛遗址保护工程终于尘埃落定，也正式交由当地的文物部门管理。

文物保护引人深思

黄河铁牛的挖掘与保护工作，历时十六年才完成，在这期间，文物保护工作者克服了重重的困难。

但这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引起了后人的深省。

考古发掘不能只满足好奇心，文物的出土只是第一步，更要考虑他的保护情况，不能发掘出来之后，将保护工作留给他人进行。

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方案的确定，应该一以贯之，同时，国家投入的资金也要进行妥善的运用，确保每一分一厘都能够切实地用到文物保护工作当中，这样才能够保证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